【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这几天，原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成员清水英男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谢罪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

近年来，以这种方式来华的日本老兵并不鲜见。但他们也只能代表个人“向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歉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

严格来说，沉默的说法并不准确。对于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几乎从来没有像这些老兵一样，真诚地公开道过歉，反而在不断地掩饰和美化侵略战争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这一切，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说起。

清水英男表示，“我向中国的受害者、731部队的受害者、死难者，表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央视新闻

一、中断的民主改革与死灰复燃的右翼

二战即将结束时，按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构想，将对日本解除武装并清除日本法西斯主义、实行民主化。这一构想被写进了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事情最初确实是朝着这样的走向发展，美国以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的英文缩写）身份占领日本，开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

根据GHQ《关于废除若干政党、协会、社团和其他组织的指令》，数百个日本右翼团体被强制解散，财产被没收充公。战争期间不可一世的右翼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在GHQ主导下制定、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真诚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放弃之。为达到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转机出现在朝鲜战争爆发。出于自身战略需要，GHQ的对日政策从之前的“抑制”变为“扶持”，对右翼分子的处分与禁令被解除。一大批右翼分子死灰复燃，再次活跃起来。

以制造流血恐怖事件而臭名昭著的“血盟团”老首领井上日召成立了“日本同盟”。著名右翼头目吉田益三在大阪成立以旧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据日本警察厅统计，到1952年全国有270多个右翼团体共4.5万人，到1958年时这一数字增加到750个。

这些右翼团体公开打出“天皇制国体”、“天皇中心”、“民族至上”的旗号，鼓吹“忠君、反共、修宪、强兵”，要求恢复战前政治经济体制。

与之相伴的，是频繁的暴力事件。

1960年，右翼团体“维新行动会”协助日本警察镇压游行队伍，导致东京大学生桦美智子死亡、500多人受伤的流血惨案。同年，另一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山口二矢在群众集会上，刺杀了主张民主、和平的社会党委员长长浅沼稻次郎。

兴起于1970年代的“新右翼”则更加疯狂。右翼分子、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保卫天皇。1970年11月25日，他率领4名盾会会员闯入日本陆上自卫队驻地，发表演说，号召“真的武士”随他发动兵变，推翻否定日本拥有军队的宪法，后切腹自杀。受他影响，新右翼甚至扬言“为达政治目的，不惜以炸弹斗争”。

从窗户碎裂的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室里抬出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遗体 日媒

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与日本政府或明或暗的默许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右翼的渗透与暧昧的政府

事实上，从一开始，日本的投降就是打了折扣的。

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中，通篇看不到“战败”、“投降”的字眼，更别说道歉、忏悔的表述。战争结束前，为逃避战争追责，掩盖侵略战争罪行，在内阁决议支持下，日本军政界大量销毁战争证据。当时，陆军中央所处地上空，焚烧文件的黑烟从8月14日一直持续到16日。据日本战争研究专家吉田裕介绍，当时在烧毁重要资料的同时，还隐藏了相当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

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东京审判将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推给了陆军军部。最终被绞死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7名甲级战犯中，绝大部分都出身陆军。东条英机在首次审判曾阐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天皇的命令行事；结果第二次审判时，他撤回了自己原来的证词。这说明在冷战的背景下，GHQ已经与日本政府达成一致：陆军军部背锅，保存天皇和天皇制。结果就是，大批保守派政治人物、有的甚至是战犯不久就走上政治前台。

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以患病、年迈为由，大量释放在押战犯。至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曾任关东军司令）等外，其余在押战犯全部被释放。诸多战犯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显赫人物，甚至重新入主内阁，在政治上呼风唤雨。比如甲级战犯岸信介担任过日本第56任、57任首相，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外相的重光葵，战后出任鸠山一郎内阁外相。

换句话说，战后活跃在日本政治舞台的，大部分来自战前的右翼集团。这些右翼集团，一部分本身就是政治世家，比如安倍晋三的祖父安倍宽是政治家，外祖父安信介是前首相；一部分则是财阀，比如麻生太郎家经营煤矿，是吉田茂政治资金的最重要来源。这也导致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根基上就具有浓厚的右翼色彩。

纵观战后至今的日本历届政府领导人，无论是岸田、安倍，还是小泉、桥本龙太郎等，都出身日本有名的政治世家。这些世家，大都与右翼势力保持着暧昧关系。右翼团体“日本民主同志会”会长松本明去世时，自民党大佬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都送了花圈。

双方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政府本身想说又不方便说的话，可以借由右翼团体之口说出来，政府可以以“民间行为，政府不便干预”来逃避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大批右翼分子由此进入社会各界领导中枢，身居要职，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遥相呼应。

历史上，被誉为日本政坛“有良知的政治家”的村山富市首相，虽然公开承认侵略，但受到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极力抵制，很多承诺根本无法兑现。

至于田中角荣，尽管只是出于建交目的而不得已承认日本战争责任，回国后还是引起了右翼极度不满，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遭到政坛孤立，甚至被要求剖腹谢罪。为明心志，他在之后两年多的任期内，先后5次参拜靖国神社。

田中角荣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时事通信社

而根据IDC的数据，目前水利行业的数字化投资占比保持在1%–2%之间，未来几年将进入信息化投资加速周期，预计在2025年投资占比达到2.2%，年投入规模有望达到200亿以上。

于是，很多日本领导人都像田中一样，做起“两面人”：对外，出于外交关系，不同程度地承认战争并道歉；回国后，马上参拜靖国神社，来求得右翼势力的支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否认、歪曲侵略战争成为常态，根本谈不上对战争的反思，更不用说道歉了。

在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基本集中在部分学者身上。右翼势力鼓吹的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日本帝国、改自卫队为正式军队、开发核武器、以军事大国的实力地位和武力方式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等主张，很容易就得到部分下层民众的支持。这种土壤的形成，与大多数国民被害者意识强于加害者意识不无关系。

三、淡化的“加害者”意识与强化的“被害者”意识

由于日军的侵略暴行主要发生在海外，日本国内一般民众对自己作为发动战争的“加害者”意识缺乏感同身受。即便是东京审判绞死了几个战犯，或多或少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刺激，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日本已经为它发动战争付出了代价。日本人借此淡化了战争责任问题。

与之相反，因战争导致生活必需品不足带来的忍饥挨饿和美军空袭带来的恐惧，特别是遭受原子弹袭击带来的毁灭性伤害，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民众心理上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主题的和平运动迅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原子弹“受害”意识的传播。在这样的运动中，战争的体验者以“证言”的形式向非战争者讲述战争记忆。这种继承自父辈的文化创伤和“受害”意识通过家庭和情感纽带得以传播，成为日本人的战争集体记忆，进而影响战后日本对战争的道德评价。

官方则进一步推波助澜。

1952年5月，日本政府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公开对牺牲者进行哀悼和感谢。首相在致辞中表示：“毋庸置疑，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这种以官方形式为日本战死者给予肯定的模式，被其后多届政府效仿。问题是，它把为侵略战争而死亡的日本战殁者也当成了为国牺牲的“受害者”，造成了日本国民在反省战争责任时的思想混乱。

随着时间的累积，战争“受害者”意识不断得到强化，而战争“加害者”意识逐渐被淡化和遗忘。即便是左派社会党主导的改革势力，虽然在日本国内的方针政策上与右翼势力针锋相对，但也没有形成将日本战争责任作为政治课题来予以接受的认识。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这种经济上的成就，加速了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遗忘。战后日本人不仅完全没有战争加害意识，反而缔造出一个受物质主义、保守主义和选择性历史失忆支配的国家。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时，虽然有86%的日本人表示赞成，但各种理由中，没有一个正面提出日本的战争责任。

时至今日，日本的经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日本社会上下要求改革“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失衡的心态成为催生极右情绪的温床，日本政坛近年来的加速右转，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右翼势力一方面借助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刺激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加剧“受害者”意识；同时，加强日美同盟，企图借此来摆脱战败国的帽子和污名化的历史，重新恢复大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考虑到二战后至今日本政府鲜有道歉的行为，即便是道歉也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专业的炒股配资平台，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不要指望日本政府为战争责任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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